【名词解释】中医病理学

从传统中医理论体系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门既有分化意义又有综合意义的新学科，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它以中医理论为主，研究人类疾病的发生机制，包括病因与条件、疾病演变的过程及其规律、恢复健康、产生并发症及死亡过程。它赋有中医学的鲜明特色，上承生理学，下启药理学与临床各科，在中医理论体系中占有特殊的地位。随着中医学的发展，其重要性将日益显着。

1949年以来，尤其是1959年全面开展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工作以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医理论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如四诊、八纲的研究，虚证的研究，活血化瘀法的研究等等都可归属于中医病理学研究的范畴，且已有专着问世。

本文仅就较少论及的一些重要课题的现状与进展作一扼要评述。

中医病理学理论体系的建立 在传统中医学中只有病因与病机的提法，而无病理学这门分支学科，没有实验研究，更无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对疾病的原因与机理的论述却很早、很多也很深刻。如《内经》曾以阴阳学说为理论基础提出关于病邪的观点，说：“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所谓邪，即致病因素。

汉·张仲景在《金匮要略》中说：“千般灾难，不越三条，一者，经络受邪，入脏腑，内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窍，血脉相传，壅塞不通，为外皮肤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虫兽所伤。以此详之，病由都尽”。隋·巢元方着《诸病源候论》总结了隋以前的医学成就，论述了各种疾病的病因、病机与证候学。

目前公认此书为现存的第一部中医病因病机学专着。宋·陈无择提出内因、外因、不内外因的分类法，当然并不十分理想。李东垣《内外伤辨惑》乃强调外感与内伤两类，多为后代医家所称颂。

到明清时代，除吴又可在戾气致病问题上略有突破外，此后数百年间，中医病因学研究甚少进展。直到1979年匡调元根据传统中医理论并结合现代研究，确切地指出中医病因学是研究疾病发生的原因与条件的学说，并将其具体内容归纳为：六淫、时行疫疠之气、金刃跌仆、水土不服、饮食不节、中毒、精神因素、体质因素、胎传、房劳伤与误治等11类，并分别进行了论述。匡氏还指出中医学特有的多病因原理，即疾病的发生是内因与外因同时起作用的，外因也往往与六淫诸气杂合而至；作为内因的体质因素也是十分复杂的，可变的。之所以要强调多病因原理，其目的在于说明中医学的综合性思路与西医学的分析性思路是不同的，因此，当开展中医病因学的现代化实验研究时须有特殊的、与此相应的设计。

关于病因学，匡氏认为它是研究病因作用于人体后开始产生疾病的机理和病证演变与转归方式的学说，其基本规律包括：正邪相争、阴阳失衡、新感与伏邪、染易、传变与转归以及复发等。

关于病机学，匡氏认为这是探讨疾病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基本规律的学说，它着重研究病后体内发生反应的全过程及其规律。它与发病学略有不同之处在于发病学仅研究病因与机体开始作用时的相互关系及其发病方式。

病机学总论包括：阴阳失调、邪正虚实、寒热进退、表里出入及升降失常；各论则为各种病机学说，如脏腑病机、经络病机、气血病机、六气病机、伤寒六经病机、温病卫气营血病机、津液病机、痰饮病机、体质病机及心神病机等。对于病机学说，匡氏又指出中医学有多病机原理的特点，即任何致病因素，不论外感或内伤，只要作用于人，几乎能牵动上述各种病机，也就是说脏腑、气血、经络、津液、心神等全部都可能产生反应，受到干扰，只是轻重不等、主次不同而已。

由于这种多病机现象的客观存在，造成中医临床辨证的复杂性和治疗措施的多样性。只要恰当地切断任何一组主要病机环节都可能获效，但效果可能不一样。因此，中医临证见仁见智的现象比较普遍，且往往令人难于理解，其实，这可以用多病因、多病机原理予以解释。

匡氏近年又提出，上述病因学、发病学与病机学只是中医病理学总论的内容，应增加中医病证病理学(包括症状病理学、证型病理学与病型病理学)及中医治疗病理学(包括治则病理学、中医与方剂病理学)作为各论。

这样，现代中医病理学的理论体系才能建成，才能切实起到在理论上承上启下的作用，才能逐步通过现代科学研究成为世界医学体系可以接受的理论。上述见解对于中医学的全面发展及其学科建设是有意义的。

新的发病原理——“整体制约论” 中医辨证论治的核心是“证”。证是中医学术思想特有的概念。

目前对证的认识并不统一，研究的方法还不成熟。匡调元于1977年提出：证是机体在致病原因和条件的作用下，整体体质反应特征和整体与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界与社会)之间、脏腑经络与脏腑经络之间、细胞与细胞之间、细胞与体液之间相互关系紊乱的综合表现；证是生命物质在疾病过程中具有时相性的本质性的反映；是一种以临床机能变化为主的“整体定型反应形式”。西医学病的概念与此不同，是“以局部结构变化为主的定型反应形式”。证具有整体性、定型性、定系性、制约性及时相性等5个主要特征。

匡氏通过对“证”及辨证论治全过程的分析，并结合临床病理研究结果，提出了关于人类疾病发生发展的新原理：“整体制约论”。整体制约论认为：(1)人与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界与社会，处在一个共同的统一体中，二者处于既矛盾又统一的斗争过程中，而人应处于主导地位。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紊乱即能导致疾病。(2)人是一个整体。

任何疾病都是整体性疾病，不能仅仅理解为局部细胞的疾病。但可将人体内各部分按解剖生理特点分成多个系，如脏腑、经络、组织、细胞等等。

任何系不能凌驾于整体之上，只有在整体中才具有系的意义。(3)各系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

这种正常的相互关系紊乱，即意味着疾病的发生。

产生疾病的原因只能从导致上述相互关系紊乱的因素中去寻找。(4)个体体质状态在发病中具有重要意义。(5)在疾病过程中可以产生各种证。

证是整体体质特征与前述种种相互关系紊乱的综合表现。不同的病证具有其特定的病理基础。(6)疾病是一个新的矛盾，显示着发展的连贯性和相对的阶段性。

疾病处于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矛盾特征，即意味着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紊乱具有特定的内容。

这是证的时相性。证的有规律的传变称为“证的演生”。

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之一就在于采取不同的方法处理不同的证。(7)疾病过程中的一切病理变化必然要在代谢上、机能上及结构上反映出来，而且三者是辩证统一的、相互制约的、同步变化的。疾病同时反映着整体机能性定型反应形式与局部结构性定型反应形式，它们都取决于共同的生命物质的新陈代谢过程；(8)在人体内存在着一种由人体生命物质特有的矛盾性决定的、从进化过程中获得的自动控制能力。

这是一种维持机体相对平衡的自限和自愈能力。

辨证论治就是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地针对个体患者调整其各系之间的具体紊乱，促进其自限和自愈机能，使之在新的水平上重新恢复相对平衡。

1989年，匡氏又对“证的演生”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证的演生”就是前述整体机能性定型反应形式在疾病过程中所显示的有规律的传变与转化过程，是证的时相性的具体表现，是疾病本质性的反应形式。

要把握证的本质，必须研究证的演生，如同西方医学研究局部结构变化的定型反应形式时必须研究组织发生和形态发生一样。人们只能从运动中把握事物的本质。这一认识迄今为止尚未引起人们的重视，或者说人们尚未认识到证的演生的重要意义。同年，匡氏以整体制约论的发病原理研究了西医“病”的概念，对4例有代表性的临床病理的研究结果表明：微观的细胞水平的病变也是完全符合整体制约论原理的。

由此可以说明中医的病因病机学原理可以渗入西医病理学，以促进西医病理学的革新，同时也表明西医病理形态学所采用的微观的细胞水平的根据是中医病因病机学所缺乏的，彼此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渗透，从学术上彼此结合而推陈出新。这正是中医现代化与中西医结合所要求的。

传统中医学所以能久行不衰，其主要原因在于她有独特而完整的理论体系与行之有效的临床治疗经验。中医理论的精髓在各家学说，而其核心则是病因病机学说。

离开病因病机就无法认识证，无法正确地选方遣药，便会不知其要，流散无穷，甚至陷入瞎子骑盲骡的困境。这个事实已为大多数有识之士所接受。

但以下几个重要问题尚未获得真正的解决：(1)中医理论的科学性究竟有多大?如何用现代科学方法验证其科学性?(2)临床治疗有效的机理何在?(3)在东西方文化大交流的浪潮中，中医学应向何处去?这些都是与中医病理学直接有关的，也是发展中医必须解决的战略问题。所订战略方针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制订战略者对医学科学史的认识是否正确。

目前急需解决好3个主要问题：(1)制订中医病理学研究的具体规划；(2)培养一支合理的科研队伍；(3)找好理论研究的突破口，并下决心创立一个具有中医学特色的新学派。

。(上海中医学院匡调元研究员撰)